完善民营经济人士教育培训体系，建立健全年轻一代民营经济人士传帮带辅导制度。

所以，数字经济的监管事关国运、事关国命，在这个方面千万不能掉以轻心。不要轻易用工业化的一套逻辑去分析判断数字经济发展的趋势，这是我们现在要迫切关注和高度警惕的。

从这一点来看，由数据作为生产要素构建的各种各样平台都在进行竞争，但这个竞争是场景竞争，在场景构建之前就已经产生了。至于隐私保护，则不属于确权的范畴，而是数据安全问题。数据恰恰相反，数据是在交易中确权，不是在确权之后交易，因为它只有在交易中才产生财产权利，故而才能确权，交易和确权是同时的，不是在三维时空里的先后关系。我们一再强调这方面的监管要审慎、包容，要让子弹先飞一会儿。我们要采用新的思维范式和研究范式，对企业竞争模式、财产确权依据、垄断等问题加以重新认识，进行包容审慎监管，对我们研究人员来讲更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。

同样的数据，在不同场景中的价值可能存在天壤之别。不同的场景是靠不同代际之间的数字技术来支撑的，其算法和算力起着基础性作用。经营主体数量增加、活力奔涌，展现出中国经济强大的韧性与活力。

 微观创新活力，在生产线上展现得淋漓尽致。新设民营企业量质齐升，离不开更加肥沃的民营经济发展土壤。浙江嘉兴桐乡经济开发区，近百家新能源汽车相关企业集聚。有这样一个案例值得参考。

继续营造有利于各类企业公平竞争、竞相发展的市场化、法治化、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，真正为民营企业发展排忧解难，就能促进企业预期转好、市场活力提升，为经济长期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微观基础。政策千万条，落地第一条。

有关部门不妨以点带面，从个性问题中找共性难题，由典型案例推导普遍方法，就可以把具体经验机制化、体系化，为解决民营经济的一类问题提供整体思路和长效机制，从而进一步培厚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土壤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给予支持，在民营企业遇到困惑的时候给予指导。进入专题： 民营经济 。也要看到，当前国内需求仍显不足，经济回升向好基础仍需巩固，民营企业面临的不少发展难题仍待破解。

当地适度超前谋划推进工业互联网建设，使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获得坚实支撑，也为民营经济创新发展注入新动能。江苏常州微亿智造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检测设备，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，每小时可以检测9000个产品。数量更多、质量更高、成色更足，更加贴近民生、占据科技前沿，新设民营企业展现出蓬勃生机与旺盛活力，提升了经济恢复向好态势的内生动力。今年以来，从出台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》，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内部设立民营经济发展局，再到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系列措施，顶层设计、机构设置、具体政策等多管齐下，形成了共促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合力。

为民营企业解决实际问题，需要各地区各部门直击企业痛点，创新方式方法。当地还举一反三，搭建起产业链互助平台，信息实时播发，上下游企业自主配对，提升产业链整体效率。

数字化赋能让效率提升约30倍。同时，新设外商投资企业稳步回升，中国市场的机遇依然吸引着全球投资者。

深入观察，前三季度新设民营企业结构更加优化，体现着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势。流水线上只见一片亮光闪烁，60套视觉探头能够精准捕捉零部件的细小瑕疵。当地有关部门深调研、摸实情，及时牵线搭桥，双方一拍即合，降本增效立竿见影。截至今年9月底，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数量超过5200万户，民营企业在企业总量中的占比达到92.3%。东、中、西、东北四大板块民营企业均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，中部和西部地区新设民营企业同比增长更快，体现着区域发展更加均衡否则，治理成本将会指数化上升。

进入 刘尚希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改革 。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提高，事权、支出责任也都需要上移。

各部门把责任层层下移，但权力都是在上头，这也就形成了一个权责的严重不对称。在这个社会中，比如说我们的校舍、医院，它应当根据常住人口来考虑，而不是户籍人口，也包括我们讲的编制，比如，一个地方警察有多少，是不是应当与当地的常住人口有关，但目前这些编制的配置是按户籍人口来的，这就是很多地方有大量协警的一个原因。

 这些年来我们经济思维相对来说比较发达，一直推进市场化改革。而国家与社会的改革，就慢于经济方面，城乡关系当然是国家与社会关系中最核心的一部分，关涉大多数人的身份、权利，还有很多其他的内容，比如干部身份和工人身份等划分，都是在这一框架里头。

每个部门发一个文件，实际上都含着点菜的意图，但各个部门横向间是背靠背的，点菜的时候总是会优先考虑部门的需要，优先太多，本来一人一个菜够吃了，但信息不对称，往往多点菜，地方财政盘子只有那么大，自然也就买不起单了。历史的记忆总是担心农民没有土地，进城之后不利于社会稳定。从一个基本的原理来看，权大的责任小，做决策风险小、成本低，就有可能导致官僚主义。权小的责任大，权大的责任小。

这种变化趋势与制度无关，与发展程度相关。支出方面下降得更快了，只有14%左右，如果把两本预算（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）加在一起，中央本级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不足10%。

我们过去是一个静态的社会，人不流动，可以按照地理思维去考虑问题、设计政策，但现在我们有大规模的人口迁徙，是一个动态的社会，地理概念的局限性越来越大。这里面，改革还是非常重要的，基于目前的状况，我们可能还是需要一次颇具深度和规模的改革，释放新一轮改革红利。

市场化改革目的是什么？通俗地讲，就是怎么挣钱，让人民生活好起来、国家强起来，相对于计划经济，承认物质利益的激励作用，这已经是个很大的进步了。现在最大的担忧就是我们是不是走向了拐点，经济增速会不会不断探底。

有些人担心农民大量举家迁徙进城后，一旦出现大的经济波动，社会稳定怎么办，因而就有了所谓农村是劳动力的蓄水池的说法，农村可以吸纳大量的失业人群。层级越低，这样的能力就越低。发达国家的财政比重也是逐步提高的，因为发展程度越高，跨区域的问题就越多，宏观的问题就越多，事权、支出责任不得不上移。这种按照户籍人口以编制管理的体制，实际上是从计划体制一直延续到现在，它适应一个静态社会，在目前很容易出现失灵。

这个困难是很多的，涉及很多体制机制改革的问题，比如农村三块地改革，以及农民进城后作为新市民，能否享受到和老市民一样的公共服务。发达国家中央政府本级收入占60%以上，本级支出至少50%，而我们国家中央本级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40%多，分税制改革之后曾经达到50%多，后来逐年下降。

当这种涉及全国人口流动的事权时，就需要进一步协调中央和地方的关系，包括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、中央和地方的事权支出责任划分，适当上移是大趋势。比如说社会保障，大多数国家是由中央政府来承担。

目前地方不仅是经济发展的责任主体，也是社会发展的责任主体，还有生态文明建设等各种责任，都压给了地方，但地方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，尤其是协调能力、解决跨区域问题的能力。这就是说，要做一种准备：让三五个人去种一个人可以种的地，这样每个人就只是吃个半饱。